因此，现代化与法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法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推动国家发展，建设现代化国家，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运动法则，在法治化的轨道上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在行政执法领域，要坚持严格文明公正执法，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切实解决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率先取得突破。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一定民族或国度的本土文化资源对法治现代化进程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铸就着法治现代化的特定的民族或国度的印记。像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呈现出来的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在几十年时间内快速推动法治化，政府对法治的推动作用很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进行不懈探索和奋斗，逐步建立起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不仅如此，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把握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创造性地阐述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开创性地系统论述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价值理论，悉心总结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创新实践经验，深入分析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深厚法治价值基础，从而充分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价值意蕴。四、法治现代化的价值基础 文明社会中的法的现象是一定社会价值关系的存在方式，有着自身独特的具体表现形态。

故而，建设现代化国家，必须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筑牢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法治基础。在这里，我们可以深切领悟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逻辑力量和实践伟力。Servicev. Dulles et al., 354 U. S.(1957), p.365-389. [64] Naoko Shimazu, Japan, Race, and Equality: The Racial Equality Proposal of 1919, Routledge, 1998, p.82-88, 112-116. [65] Naoko Shimazu, Japan, Race, and Equality: The Racial Equality Proposal of 1919, Routledge, 1998, p.20, 23-28; Paul G. Lauren, First Principles of Racial Equality: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Human Rights Provisions in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5 Human Rights Quarterly 1, 2-3, 10(1983);[英]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卷），汉敖、宁京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3—74页。

由于苏联与日本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其中声明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地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40]所以，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苏联以在对日战争中所处中立地位，拒绝与中国代表团坐在一起开会，为此安排了两个阶段的会议。在实践中，经社理事会在人权领域发起研究并提出报告的一个特殊重要方面，是受理涉及严重侵犯人权的个人来文。[61]由于谢伟思试图说服美国政府放弃蒋介石并称共产主义是中国最好的希望，这成了美国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1950年攻击诬陷美国国务院的把柄，并由此掀起了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反共狂潮。[32]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具有侵略和反侵略、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性质。

会议议题主要包括开辟第二战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战后处置德国以及波兰问题等事项。[80] 然而，20世纪40年代中期，多数拉美国家仍然是压制性的右翼政权，很难称得上是人权保护的典范。

次日，其他22国代表在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办公室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罗斯福尤其强调大国在战后国际组织中的特殊作用。[44] 1944年10月7日，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最终拟定的《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即《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在有关国际经济及社会合作的第9章A节第1项规定：为造成国际间之和平友好关系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条件起见，本组织应设法便利国际间经济、社会及其他人道问题的解决，并促进对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罗斯福接受了记者的建议并在国情咨文中将五项自由压缩为四项自由。

这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但是，对于是否应包括人权事项，除了美国的建议案以外，其他三个国家都没有提交关于尊重人权的一般性建议（英国政府只提到消除社会弊端保障自由、中国政府只建议种族平等原则）。[82] （二）美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在旧金山会议上，美国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宪章》中加入人权条款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00] 在《联合国宪章》文本中，有以下七个条款涉及到人权： （1）宪章第1章第1条规定了联合国宗旨及原则，其中第1条第2款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

正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背景下，1945年4月，50国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成立国际组织的会议。这三点建议得到美、英、苏三国同意，被补进会议的《决议案》。

[85] 在旧金山会议上，对《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提交正式修正案的截止日期是5月4日。（卯）项规定：于社会、经济及商业事件上，保证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及其国民之平等待遇，及各该国民于司法裁判上之平等待遇……。

1944年6月20日，谢伟思在向美国国务院汇报所写的备忘录中指出：国民党正在加紧致力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运动。《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第9章D节第1项只提到了两个委员会，即经济委员会和社会委员会。进入 龚刃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权 联合国 。[10] M. Glen Johnson, The Contributions of Eleanor and Franklin Roosevelt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for Human Rights, 9 Human Rights Quarterly 19, 22(1987). [11]《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38页。第二，大会应具有进行调查与作出建议的任务，以发展并修改国际法的规范与原则。[52]8月22日，即在中国被排除在外的第一阶段会议开始的第二天，孔祥熙将拟就的《国际组织宪章中之要点》送交美、英代表团团长斯退丁纽斯（Edward Stettinius）和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基本综合了王宠惠和外交部方案的要点，并保留了已被蒋介石否定的种族平等的内容。

二战期间，阿根廷公开推行法西斯政策。[33] 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原则对建立一个保障和平与人权的国际组织而形成协商一致意见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联合国宣言和公约中。

[127] 联合国成立以来的国际实践表明，尊重人权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联合国也在人权的国际保护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33] 结束语 《联合国宪章》的人权条款较为笼统，缺乏对人权具体内容的界定和列举。

[25] 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及各自的政治、军事顾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53]金光耀：《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181页。

政治手腕和恐吓手段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在上层爱国者们心目中的合法性，腐败的官僚体制并不能赢得腐化了的投机官僚分子的忠诚。[104]在旧金山会议上，人权条款得到广泛支持的结果，不仅体现在宣布国际经济和社会合作的条款中，而且也体现在该组织的目的和大会权力的条款中。[86]5月3日，美国代表团又说服了另外三大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的代表团，一致赞同在联合国目的中加入增进人权和在经社理事会下设立人权委员会的修正案。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战后国际法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发展领域。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由于苏联和英国的反对，美国建议草案中有关大会有权增进国际合作的各种事项中，人权内容曾被略去。[5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民国70年（1981年）版，第822—823页。

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生效，联合国正式宣告成立。实际上，美国国务院在1942年12月起草的国际组织章程草案中，曾根据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原则含有一份权利法案，其中包括对生命、自由、财产、企业和就业的法律平等保障、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请愿权和集会权、人身自由、禁止酷刑和虐待、罪刑法定、公平审判权。

相比之下，蒋介石信赖的只是他的组织——CC系统和戴笠的军统这批人，指望用压制异己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一统，但结果并不如愿。这样，《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从原来仅有的一个人权条款增加到三个条款。

[11]这里提到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直到1945年4月12日病逝——反法西斯同盟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罗斯福一直把这场战争描述为一场介于人类自由与人类奴役之间的战争。1942年以后，美国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战斗机、轰炸机、坦克、大炮、卡车、炸药、医药、谷物以及其他战时物资等，对苏联最后战胜德国起到重要作用。[7] James Spigelman, The Forgotten Freedom: Freedom from Fear, 59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543, 545(2010). [8][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14页。

在旧金山会议召开前夕的4月19日，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因收到许多被解放的纳粹集中营恐怖场面的报告，打电报给华盛顿和伦敦，要求美国和英国派议员和记者代表团前来参观这些集中营。[9] 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原则也在一系列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国际文件中体现出来。

对绝大多数黑人来说，美国用种族隔离的军队对抗实行种族灭绝的纳粹德国是苦涩的讽刺。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明确宣布以尊重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作为该组织的宗旨之一，这表明联合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有本质上的区别。

[102]尽管增进并激励对……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这一表述显得较微弱，但第1条第3款被认为对会员国规定了义务并为联合国行动提供了法律基础。在世界各地确立和保障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